迈入大学的第一批“00后”，即将在两年后达到合法结婚的年纪，但同时也面临着严重的性别失衡问题。根据国家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年鉴数据显示，“00后”男生比女生多出了近1271万，整体人口的性别比达到了118.91。如果把“00后”看做一个国家，凭借118.91的性别比，它将仅次于马尔代夫，成为男女性别比差异第七大（男多女少）的国家。

关于中国性别失衡的程度，很早就流行着“三千万光棍”的剩男危机说法。此次的数据无疑揭示了更残酷的事实，在千禧年后生育限制逐渐放松的前提下，“00后”男女比例失衡状况并没有被扭转，且呈现出逐渐加剧的趋势。随着“第一批00后开始相亲”，因为性别失衡导致的剩男危机，将成为更突出的社会问题。

在过去的讨论中，性别失衡更多是被当做人口问题而预警。加上话题疲劳的因素，这个常被媒体拎出来的宏大议题，看上去显得不那么恐怖。

其实本质上，剩男危机真正危险的地方不是性别失衡，而是社会经济不平等。哪怕呼吁适婚青年延后婚姻时间，用梯度婚配模式应对性别失衡，其背后的不平等裂缝也未必能解决。

从数据可以看到，性别失衡严重的地方，往往是一些中西部落后省份。由于经济发展和受教育水平整体较低，生育观念中传宗接代的男孩偏好相当强。在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下，隐瞒甚至溺死女婴的极端案例并不少见。“00后”出身的年代，如此野蛮的人工干预手段有所减少，但B超和人流技术的成熟，又为男孩偏好提供了技术上的解决方案。

像经济发达的江苏，2017 年平均初婚年龄已经达到34.2 岁，婚姻年龄推迟不是因为剩男危机延长了找对象的时间成本，而是经济发展让婚育观念更自由，更倾向于晚婚晚育。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江西，结婚率全国倒数第四。平均20万往上的彩礼水平，是全国最高的一档。

所谓彩礼，一方面是养儿防老观念下抚养成本的折价，另一方面，是婚姻市场上性别失衡程度的直观缩影，所以江西也是性别失衡最严重的地区之一。剩男危机正是“危”在于此，适婚男女数量的不协调，最终影响到的，当然不是那些位于社会上层，收入水平更高和支付能力更强的群体，而是位于底层、社会地位偏低的弱势群体。

对他们来说，在明码标价的婚姻市场上，基本上没什么谈判的能力和资本，拿不出让对方满意的彩礼，大概率意味着娶不到老婆。像天价彩礼、买卖婚姻、性犯罪等问题，都能从剩男危机中找到逻辑上的解释。我们还可以发现，电影《盲山》中描绘的那种拐卖妇女、全村作恶的残酷场景，往往发生在落后地区。正是婚姻市场的挤压，让他们不惜铤而走险。

颇为讽刺的是，适婚女性数量更少的事实，并没有让她们拥有被优待的独立地位，以及更完整的权利。就像俞敏洪一句“女性堕落导致国家堕落”所显示的，传统重男轻女观念下的男女不平等，以一种更隐蔽的形式存在。当然，比起俞敏洪这样口舌之快的论断，更加残酷的故事则发生在大众难以看见的底层，发生在女性被当做拍卖品般折价嫁出去的场景中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几天前，民政部召开的全国婚姻礼俗改革工作座谈会提出，要推进婚姻礼俗改革，抵制天价彩礼。

在彩礼价格水涨船高的前提下，这样移风易俗的改革，的确有很大的必要。但也得看到，如果没有触及到剩男危机背后阶层、地域经济不平等的深刻现实，降低天价彩礼的努力，可能会流于形式。

而且还得看到，对农村和城市边缘地带“00后”群体来说，虽然现代化的婚育观念，没有突破传统观念的封锁，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下沉渗透，使得他们接受信息的便利程度，要远远超过“80后”和“90后”的前辈们，且拥有了更独立的权利意识，和自我实现愿望。当他们洞穿婚恋市场背后社会经济不平等的现实时，剩男危机的重压，会带来更大的风险。

不论如何，面对日益严重的性别失衡状况，以及由此导致的婚姻市场乱象，不能再当做无关紧要的话题，至少我们要做好迎接最严重剩男危机到来的准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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